春深三月柳如烟，乌石巷头杜鹃红。在烟雨迷蒙中，尖山镇乌石村东里自然村静谧而富有诗意。途经厉氏家庙与文化礼堂，穿越古色古香的乌石街巷，在坡地边上，一间二层小楼映入眼帘。

　　砖瓦结构的小楼，二楼阳台面墙上嵌着绿色的碎玻璃，居中装饰着两个重叠的菱形图案。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最典型的建筑样式。走进屋内，周菊芳夫妇忙不迭地泡茶，请大家吃糖果。回忆起往昔的日子，老人的话匣子慢慢打开了。

　　周菊芳出生于1949年10月30日，娘家在乌石村大山头自然村，家中有六个孩子，三女三男，她排行老二。六个孩子需要照顾，父亲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想起童年的生活，周菊芳不堪回首：“那时家里很穷，经常饿肚子，我一点点大就要干很多活。”

　　9岁时，周菊芳便上山放牛、放羊、砍柴，在家时要照看弟弟妹妹。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她家只能到田间地头挖“马兰头”等野菜吃，甚至到山上去挖“金刚刺”的块根来充饥。吃过米糠，一家人还到邻近的管头村去挖“观音土”来充饥。回想起当时吃“观音土”的情景，全家腹胀如鼓、便秘难受的惨痛，周菊芳说：“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全家都躺在那里，难受得哭起来，但又没钱看医生。”

　　1958年，“大跃进”运动，“大兵团作战”在各乡镇、村如火如荼地开展。当时尖山下辖的所有村集中到尖山水阁村办学，全村的房子卸下木头隔板，打通成“通间”当教室，为全民“大炼钢铁”服务。是年，周菊芳10岁，父母送她到水阁村上小学。周菊芳至今难以忘怀人生中仅有的一年上学时光。

　　在学校，周菊芳成绩优秀，当年教语文的蒋定瑞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表扬她。课余，周菊芳与同学们也相处得特别融洽，用碎瓦片磨成圆圆的“瓦珠”，欢快地玩“挖子”“跳格子”等游戏。好景不长，迫于生计，她读了一年书就辍学回家。姐姐弟弟都在学校上学，而她却每天只能与牛羊为伴，她没有抱怨，而是选择隐忍，默默扛起养家的重担。

　　谈起自己的婚姻，周菊芳与丈夫胡德龙相视一笑，忍俊不禁。

　　三月里来春花开，绿草如茵满山坡。16岁的那个春天，天气晴好，周菊芳像往常一样在“荒大山”放羊。这时，一位老人过来与她搭讪，笑盈盈地问她在干嘛……养了多少羊……末了，老人闪烁其辞地问她：“你家里的小绵羊要不要卖？怎么卖？”周菊芳不假思索地回答：“要卖的……这得问我妈。”

　　过了几天，母亲到东里村去了一趟。回来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告诉周菊芳，已在东里村为她找好了婆家，并已收100元彩礼。周菊芳惊愕中反抗：“村里搞‘四清’工作组的同志都说了，婚姻自由，父母不能包办。我才不嫁，要嫁你自己嫁过去好了！”母亲大怒，说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100元钱早已买粮食用掉了，当女儿的还想造反不成。最终，在母亲严词相逼之下，周菊芳无奈地应允了。

　　事后，周菊芳才知晓：那天，前来“荒大山”搭讪的老人是婆家找来的媒人，是来打探姑娘消息的。表面上是说“买绵羊”，实际隐喻“买”人家的闺女，只是当时她蒙在鼓里。

　　胡德龙8岁丧父，9岁母亲改嫁，从小由爷爷奶奶一手抚养长大。正是年事已高的爷爷找来媒人，急于张罗孙子婚事。

　　18岁那年的农历十一月十六，滴水成冰，天寒地冻。在自家阿姨的陪同下，周菊芳出嫁到东里村。胡德龙在两个同村阿婆的陪同下，来迎娶周菊芳。胡德龙帮她挑着一对旧的红漆木箱，这对木箱就是周菊芳的全部嫁妆。曾经，这对木箱也是母亲的嫁妆。过门的第二天，婆家送给她三套新衣服。胡德龙说，那时，村里“四清”工作组就蹲点在他家旁边，宣传新《婚姻法》，男、女法定婚龄要求达到20岁、18岁，结婚不能大操大办，违反了是要被“揪斗”的。婚后，周菊芳夫妻琴瑟和鸣，一辈子几乎没有吵过架，生育有一儿两女。

　　成婚后，周菊芳随即跟着丈夫进入生产队干活赚“工分”。由于周菊芳勤劳能干，她三年后就拿到了女劳力的最高分——6.5分。为了赚“工分”与带孩子两不误，周菊芳在田边挖出一个洞，在洞里铺上一块塑料布，将孩子放在洞里，坚持在生产队里干活。

　　1969年，胡德龙到五丈岩水库做小工，他们家的日子才慢慢好起来。几年后，国家实行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胡德龙自家地里种上茭白、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常常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周菊芳种田、带孩子、做家务一肩挑，硬是把造房子欠的债还清了，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东里村办起了农场。胡德龙趁着自己身体还硬朗，在东里马场喂马，一个月有2000元收入。

　　虽然，周菊芳一家也有伤痛：2014年，47岁的儿子因冠心病猝死。但回首自己的一生，周菊芳感慨地说：“新中国真好，党和政府对我们老人的政策真好，让我们能过上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