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盘山上埋忠骨 群峰不语铸红魂

　　巍巍大盘山，山路十八弯。翻越山岗，踏过荆棘，我们来到深藏于大山间的黄冈园。在暮秋的夕阳中，人迹罕至的黄冈园一片静谧，我们静静地倾听应岩奶老人讲述惊天动地的革命历史。

▲应岩奶老人指认王屏中弹受伤的地方

　　黄冈园坐落于盘峰乡栗树坑村，是香仁厂自然村后山的山名。山岗上松竹丛生，密林下横七竖八地躺着已腐朽的老棕榈树，那棵需要两人合抱的古红枫树早已消失在历史烟尘中。84年前，正是那棵红枫树，为王屏烈士阻挡过枪林弹雨；正是在那棵树下，王屏打完最后一发子弹后中弹倒下；正是在那棵树下，王屏将藏在身上的密件嚼碎吞入腹中；正是那棵红枫树，远眺着敌人刺刀上那颗不屈的头颅……

　　10月18日，县融媒体中心“红遍磐安”大型采访活动来到盘峰乡。记者一行在乡、村干部的陪同下，循着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的足迹，深入大盘山腹地采访。我们历尽艰辛，攀爬坞大佑“红军洞”(即“天门洞”)，攀登苦竹坑种高背，钻进娘娘庙“红军洞”(又称“将军洞”)，走进沙溪村……

　　我们开启追溯初心之旅，穿越历史时空，接受红色洗礼，零距离感受大盘山的磅礴伟力。那是革命的力量，也是信仰的力量。

　　青山处处埋忠骨。革命催生了“红挺一纵”，时代造就了英雄队伍，英雄选择了巍巍大盘山。1935年10月至1937年10月，“红挺一纵”三进三出大盘山，开展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留在南方的红军孤悬敌后，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同几十倍兵力的敌军进行九死一生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浙江开辟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成立，组建时全师仅500余人，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下设3个支队(3月扩编为纵队)、一个师直属队，王屏担任第一纵队队长，杨金山担任政委。

　　1935年9月，国民党成立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调集了32个正规团，会同浙江省保安队计7万人对挺进师进行“围剿”。1935年10月，挺进师主力转移到闽浙边区。王屏等率领“红挺一纵”余部70多人，经永嘉等地，挺进我县大盘山区。据党史记载，以大盘山为中心，“红挺一纵”先后在我县坚持战斗三年，活动足迹遍及盘峰乡沙溪、栗树坑、苦竹坑、后坑、坞大佑、下陈、四面坑、坑勇、双坑等地。

　　英雄已逝，浩气长存。“红挺一纵”在大盘山战斗期间，有6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在这片土地上，其中包括王屏、杨金山。为了践行革命初心，他们慷慨就义，用鲜血铸就红色英魂，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1949年初，冒着“一人通匪、全家杀头”的危险，沙溪村民郑顺康、孔万林、陈金礼、孔万跃、孔万清、陈继森六人参加中共东磐武工大队大盘区中队。中队成立之初，10名指战员中沙溪人就占了6名，沙溪村被国民党污蔑为“共匪村”。村民孔庆龙因儿子孔万林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杀害，郑苏兰因未婚夫孔万清参加革命而被奸杀……回望黄冈园，苍山不语，残阳如血。几多鲜血染红旗，辉映峰峦照初心。哪怕前方荆棘密布，只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将越走越宽阔。

王屏：英雄血染黄冈园 革命英气贯长虹

　　十月的高姥山秋寒阵阵，山中枫叶已被深秋染成了夺目的红色。老辈人口口相传，高姥山有红色故事，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斗转星移中，多少仁人志士在这片土地上负重前行，在黑暗的年代寻找光明；多少革命先烈在这大山间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革命壮歌。

　　80多年后，我们穿行在高姥山的崇山峻岭中，瞻仰一处处革命遗址，倾听知情人动情的讲述，思绪回到那血与火的革命年代。

　　1935年11月5日，为清剿“红挺一纵”，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设立“浙江省大盘山区绥靖专员公署”，统一指挥磐安、永康、缙云、仙居、天台等相邻5个县的地方保安团，“专事征剿红军事宜”。敌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共有上千人，将王屏率领的几十名红军围困在大盘山区。

　　1935年11月28日夜里，“红挺一纵”被敌人围追堵截，来到盘峰乡栗树坑村苦竹坑自然村。王屏带领的18名红军战士被国民党张白眼部队300余人包围于深山老林，王屏率领红军战士与敌人开展殊死搏斗。

　　面对敌人的层层包围，王屏当机立断，对政委杨金山说：“全部一起突围已经不可能，我俩兵分两路，你从山坳密林突围，这里由我掩护。”杨金山正要分辨，敌人已迫近，枪弹像雨点一样射过来。王屏大喊一声“快走”，而后就站到岩石上去，猛烈地向敌人回击。杨金山看了这位英勇的战友最后一眼，立即率余部从山坳突围而去。敌人眼见红军分部突围，便将火力集中对准王屏射击。王屏且战且退，来到香仁厂村黄冈园，在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枫树下，隐匿于茅草丛中伺机突围。

　　香仁厂村79岁老人应岩奶在黄冈园现场叙述了王屏被捕的场景。当时，黄冈园有许多旱地，茅草丛生，林木茂盛，想在短时间内找到王屏无异于“大海捞针”。于是，敌人在大规模搜山未果后，故意撤离一部分人到别处搜寻，狡猾地留下一部分人埋伏在密林中，窥探伏击红军。敌人潜伏在黄冈园山体鞍部的一侧，恰好正对着大枫树位置，而且地势更高。潜伏的敌人居高临下，密切关注着一切风吹草动。

　　过了许久，王屏听到周边没了动静，以为敌人已走远，便从茅草丛中探出头来，想打探一下情况。不料，窸窸窣窣的声音惊动了敌人，王屏的位置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瞬间，敌人火力齐开，王屏虽然英勇还击，但还是中弹倒在枫树脚的茅草丛中。中弹后，王屏知道自己不行了，用尽最后的力气，将藏在身上的密件嚼碎吞入腹中。敌人见王屏没有还击能力，便蜂拥而上逮捕王屏。

　　敌人把王屏抬到高二村下厂自然村，捆绑在农户郭水德家的牛栏柱上，严刑拷打，残暴地用刺刀敲掉他的牙齿，割下他的舌头和耳朵、挖出他的眼珠。王屏宁死不屈，直至被活活折磨致死，也没有将党和部队的机密吐露一字。敌人恼羞成怒，当即砍下王屏的头，并用刺刀穿透下巴，挑在枪尖上，得意忘形地回到临时驻地窈川。

　　英雄虽逝，初心不改。王屏牺牲后，失散的红军战士陆续聚集，大盘山区的红色革命星火燎原……

“红军洞”：洞不在深　有英雄则名

　　红日冉冉，云开雾散，栗树坑村揭开神秘的面纱。新修建的水泥路蜿蜒向前，农舍青瓦上炊烟袅袅。在这收获的季节，各家庭院晒满了玉竹、大豆、玉米……

　　得知记者一行来采访坞大佑“红军洞”，村党支部书记张晓峰十分高兴，专程从金华赶回来为采访工作“打前站”。在村民张加寿的带领下，我们顺着陡峭的山路，穿过竹林、绕过山崖、越过溪涧，在一池清澈的潭水前停下脚步。张加寿告诉记者，这条坑叫大平头坑，不远处就是“红军洞”。

▲大平头坑红军营房驻扎点

　　坞大佑“红军洞”不大，进洞的路很难走，需要溯流而上攀援约30多米的山涧。石洞居于山洞中间，由多块巨石自然堆砌而成，被红军戏称为“天门”。下口稍大，上口只容一人身躯进出，洞内只容得下三四人。洞顶被巨大的岩石封盖，四周的洞壁凹凸不平。发大水时，这石洞就成了“水帘洞”，外人更难以发现。距离岩洞十多米处，就是当年红军搭建营房处。1935年至1937年，王屏、张文碧率领的红军经常在这里休息调整，最多时达到21人，少时6至8人。

　　1935年11月底12月初，“红挺一纵”在苦竹坑遇险后，一部分红军在刘达云和范连辉的率领下突出重围。在深山密林中辗转，深夜时分，饥肠辘辘的指战员们来到栗树坑村坞大佑自然村郑岩富的家中寻找食物。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信任，郑岩富同意红军暂时借住，并赶紧张罗吃的。待红军填饱肚子稍事休息后，郑岩富随着父亲拿来一把砍柴刀别在腰间，手拿一根“探山棒”说：“战士们人多，住在屋里太挤，也不安全。我带你们到一个地方去看看，行不行？”说着就走出门去。

　　一行人出了屋门，费尽周折，来到大平头坑找到“天门洞”。红军仔细查探了周围环境，非常满意。大家马上动手清理地基，搭起简易凉棚，砌起土锅灶……此后，红军就在此安了家。

▲娘娘庙“红军洞”

　　据史料记载，除了坞大佑外，高姥山还有另外一处“红军洞”，即娘娘庙“红军洞”，也叫“将军洞”。

　　1935年秋，王屏、张文碧等率领“红挺一纵”挺进大盘山区，途经高姥山时，遭到伪军部队的伏击，经过一天的激战，伤亡惨重。王屏身负重伤，全体指战员已一整天粒米未进。黎明时分，天下起了雨，大家又饿又湿。此时，他们发现前面有个低矮的岩洞，虽不大但可以暂避风雨，于是大家都挤进洞去。张文碧安排一人警戒，其他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听老一辈说，当时有七八名红军藏身于此，最小的年仅14岁。”高姥山村坑勇自然村村民王良驹向记者讲述祖辈口口相传的那一段往事。此洞土名叫“豺狗洞”，位于观音山背面，洞高约1.2米，宽4.5米，纵深4米，大约可容纳十余人。早年间，这儿古树繁茂，灌木丛生，加之这里距离村庄较远，不易被发现。

　　“红军们下雨天拿着碗在洞口接雨水止渴，采摘野果充饥，条件艰苦，有啥吃啥。白天在洞里隐蔽，晚上到娘娘庙部署革命工作。”在王良驹生动的讲述中，大家仿佛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村民因红军曾藏身此地，将此洞定名为“红军洞”。2015年以来，在民政等部门的支持下，高姥山村投资70余万元修建了800米游步道，有序开展“红军洞”遗址保护工作。

　　今日的“红军洞”，已远离当年的硝烟，也不再有激战的枪声。青山巍巍，碧水粼粼，高姥山因闪耀革命光辉而永载史册，石窟陋洞因庇护红军而传唱千古。

张大来：为革命两度入狱　守初心宁死不屈

　　在磐安大地上，“红挺一纵”喋血大盘山的英雄壮歌被广为传颂。革命年代，盘峰乡一带的群众一提起后坑村张大来无不竖起大拇指。张大来的革命事迹与“红挺一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姥山村62岁的王良驹是张大来的远亲。王良驹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听说了许多关于张大来的故事。张大来是高姥山村后坑人，青年时期就胆识过人，经常帮助村民解决纠纷，深得四里八乡村民的爱戴。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张大来参加了赤卫队(后编入红十三军)，拿起土铳、柴刀，打土豪、请“财神”，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业余时间，他经常在自家院子里教村民们打拳习武。1930年9月，红十三军大部失散，余部转为零星的游击活动，张大来隐藏自己，坚持地下革命斗争。

　　1935年秋天，6个陌生人深夜造访。请不速之客进屋，问明身份，看过他们的证件后，张大来喜出望外，原来是“红挺一纵”的张文碧等人。他们在张大来家中住了好几天，研究开展革命斗争的计划。在张大来的帮助下，张文碧等人与仙居秧田总部会合。11月底，队长王屏牺牲后，张大来冒着生命危险为突围的战士筹粮食、买药品、送情报。12月初，“红挺一纵”准备重新聚集整顿队伍。通过张大来，部队找到了范连辉等十余名失散战士，并在坞大佑村落脚，开展隐蔽斗争。

　　1936年1月，大盘山区绥靖专员黄明远率千余人进行“围剿”，张大来被迫逃往浙西隐避。1938年9月，国民党得知张大来偷偷回乡，立即组织“便衣组”赶到仙居白塔，以“共党嫌疑分子”之名将他抓捕。

　　1941年，张大来获释出狱。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张大来，再一次扛起革命的大旗，担任高姥山区抗日支队长。他发动群众，组成抗日挺进军，队伍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1942年秋，张大来率部前往金华抗日失利，回到高姥山休整。国民党政府以共商抗日大计为名，邀请张大来赴宴。有部下劝阻张大来：“我们失利回来，邀你赴宴，恐怕有诈，要去也得带队伍去。”张大来回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带队伍去不妥，不去更不妥。就我一个人去，你们放心便好。”于是，张大来只身前往大盘(伪县政府驻地)。酒过三巡，伪县长突然拍案而起，五六名警察立即上前逮捕了张大来，当夜就把他送往天台街头关进大牢。

　　在狱中，国民党逼迫张大来承认接受共产党指使，私拉队伍，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但他守口如瓶。军警气急败坏，将张大来吊起来毒打，让他坐老虎凳，用滚热的烧酒和辣椒水灌他的鼻孔。此后，又将张大来关进木笼在政府大院门前示众。张大来受尽酷刑奄奄一息，国民党却始终无法得到任何口供。他们只好放出消息：可用120块银元“保释”张大来。1943年，张大来被女儿保释抬回家中，不久便因伤势过重去世了。张大来为革命两次入狱，坚贞不屈，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特别感谢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