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姥山上的红军洞有两个，一个在坞大佑的大平头坑，另外一个就是眼前的娘娘庙红军洞。当年，红挺一纵以当地山高林密和山洞为屏障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为革命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站在娘娘庙红军洞前，高姥山当地村民李小海动情地向记者讲述那段口口相传的红色往事。

1935年秋，红军挺进师“一纵”在司令员王屏、特派员张文碧等人的率领下，向高姥山区挺进。当他们来到高姥山南麓的苦竹坑时，遭到伪军张白眼部队的伏击。经过一天的激战，伤亡惨重。司令员王屏身负重伤，全体指战员已一整天滴水未进了。夜幕降临，为了保存实力，不作无谓的牺牲，王屏命令张文碧、刘达云等率部突围，自己和警卫员担任掩护。

张文碧率领的部队突出重围后，一直向北转移。在深山密林中，也不知爬过了多少山冈山坞。黎明时分，天下起雨来，大家肚子饥饿，着装淋湿，身体十分疲乏。此时，他们发现前面有个低矮的岩洞，虽然不大，但还能勉强坐直身子，可以暂避风雨，于是大家都挤进洞去。

“听我的父亲说，当时有七八名红军藏身于此，其中最小的年仅14岁。”李小海说，受困的红军们拿着碗在洞口接雨水止渴，饿了就在山里采摘野果充饥，条件十分艰苦。

经过一天的休息，红军战士的体力恢复不少。傍晚时分，他们离开岩洞前，察看了四周地形，终于发现了娘娘庙。

当时，娘娘庙中住着一位年迈的道士，每天夜晚总要做完了晚课才去休息。这天道士刚下山做道场回来，感到有点疲惫，吃了晚饭就提前休息了。他刚躺到床上，听到有敲门的声音，就立即起来点上油灯去开门。当他打开庙门，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一伙衣衫破碎的年轻人。道士让他们进了庙，这才发现这六个年轻人都带着枪，不由得有点惊慌起来。张文碧发现后，立即和气地说:“道长不必惊慌，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为穷人谋福利的。今天因迷路到此，休息一下就要走的。请问道长肯否舍施点斋饭给我们充饥?”于是，道士便为红军量了三升米。张文碧等人生火做了一大锅粥，吃完后在庙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大家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娘娘庙，回到岩洞中去。

“从那天以后，红军们白天就在岩洞里隐蔽，晚上到娘娘庙部署工作、休息，直到第五天晚上才转移前往其他地方。临走前，张文碧还拿出两块银元答谢道士。”李小海说。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村民把当年红军藏身过的岩洞称为“红军洞”。八十年代时，得知张文碧被授予少将军衔，又将此洞称为“将军洞”。

瞻仰完娘娘庙“红军洞”遗迹，采访组一行又来到栗树坑村。在村民郑水龙的带领下，采访组顺着陡峭山路，寻访大平头坑“红军洞”。雨天路滑，一侧又是山崖，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格外小心。且行且停，在这条布满荆棘的山路上，脑海里不时浮现出红军当时所面对的艰难困苦：他们穿着草鞋或打着赤脚，背负着装备行李，还要以担架、搀扶等各种形式带着伤员，背后甚至还可能有敌军追击……

大平头坑“红军洞”不大，进洞的路十分难走，需要溯流而上攀援约30多米的山涧。山洞由多块巨石自然堆砌而成，当地村民又叫“天门”。下口稍大，上口只容一人进出，洞内只容得下三四人。洞顶被巨大的岩石封盖，四周的洞壁凹凸不平。发大水时，这石洞就成了“水帘洞”，外人更难以发现。距离岩洞十多米处，就是当年红军搭建营房的地方。1935年至1937年，王屏、张文碧率领的红军经常在这里休息调整，最多时达到21人，少时6至8人。

1935年秋，“红挺一纵”在苦竹坑遇险后，一部分红军在刘达云和范连辉的率领下突出重围。在深山密林中辗转，深夜时分，饥肠辘辘的指战员们来到栗树坑村坞大佑自然村郑岩富的家中寻找食物。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信任，郑岩富同意红军暂时借住，并赶紧张罗吃的。待红军填饱肚子稍事休息后，郑岩富跟随父亲，腰间别一把砍柴刀，手拿一根“探山棒”，说：“战士们人多，住在屋里太挤，也不安全。我带你们到一个地方去看看，行不行？”说着就走出门去。

一行人出了屋门，翻山越岭，来到大平头坑找到“天门洞”。红军仔细查探了周围环境，非常满意。大家马上动手清理地基，搭起简易凉棚，砌起土锅灶……此后，红军就在此安了家。

红军在大平头坑住下后，年富力强的郑岩富又主动承担起红军的义务采购员。一连三年，郑岩富不辞辛苦经常前往千祥市、横溪市，有时也去皤滩、白塔和黄余田，为红军采购生活用品、粮食以及传递信息。

1937年夏，“红挺一纵”接到上级指示，要北上抗日。一天夜里，他们到郑岩富家中告别。分别之际，张文碧拿出一件毛衣、一根皮带和一枚私章交给郑岩富，说：“这几样东西留作纪念吧！将来我们成功之日，你就拿这枚私章来见我们吧！”

时光易逝，青山不老。今日的“红军洞”，已远离当年的硝烟，也不再有激战的枪声。青山巍巍，碧水粼粼，高姥山因闪耀革命光辉而永载史册，石窟陋洞因庇护红军而传唱千古。（特别感谢县文联以及《高姥山的传说》作者吴德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