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松柏知后凋，贞怀不改葵心向。”这是与陈修斋共事多年的我国哲学家萧萐父在奠祭陈修斋时所作的小词，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修斋在一场哲学争辩中捍卫真理的实情。那是一场要不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争论。陈修斋无疑是那场争论中最耀眼的一颗哲学新星。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日丹诺夫哲学史观有关。其简单化的教条，大部分口头上不得不表示赞成，但对于有丰富哲学史知识的人来讲，实在是无法心服。1956年，国家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广大知识分子认为这是热烈盼望的春天的来临，不同意见才敢公开表达出来。同年10月，各种哲学观点竞相发表。中宣部为了贯彻“百家争鸣”政策，提出由北大哲学系召开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座谈会在1957年1月下旬召开，贺麟和陈修斋主要对“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进行发言。座谈中虽然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但主要是针对贺麟和陈修斋的观点进行批判。陈修斋拍案而起：“我为我的老师贺麟先生的观点作辩护。”他不畏“棍子”和围攻，态度坚定，观点鲜明。他的发言论据翔实、逻辑严谨、掷地有声，其学识、才能和勇气给在场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那个“左倾”教条主义开始肆虐、开始推行以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只要批判，不许辩护”的年代，陈修斋面对围攻和“理论权威”，毫不退缩，直抒己见，捍卫了哲学真理的尊严。

早在1956年春，陈修斋就与贺麟一起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随后又应《哲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写了《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这场讨论充分反映了陈修斋耿直的性格，凡遇到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情，总要争辩到底。“从提出‘百家争鸣’时起，修斋就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即使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的意见申辩。虽然因此带来厄运，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领导人之一、我国著名的希腊哲学专家、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理论编辑部副主任的汪子嵩曾以极其敬重的口吻说道。此外，北京大学教授王太庆也曾表示：“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我当时虽然怀有同样的看法，也想说出来，却没有像他那样义正词严侃侃而谈地发言，只能说明我对智慧爱得不如他那样深，我没有他那样正直。”

座谈会结束不久，反对右派斗争的运动开始掀起。受其影响，陈修斋受到了诸多不公待遇，但他依旧保持坚贞和正直，尽管个人蒙冤受屈，仍无怨无悔，也无所期求。

1963年秋，萧萐父被调去北京《红旗》杂志社参加编写“反修”文字工作，北京及各地调去的人全住在民族宫高级宾馆。不久，他看到陈修斋也被调去，但却被安排住在社科院哲学所后面的旧矮屋，孤居一室，条件极差。陈修斋对如此“待遇”，毫不在乎，反而以一颗赤子葵心，对于能得到发挥所长的工作机会，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兴奋。被分配以繁重任务时，陈修斋没有二话接下任务，全身心投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短短不到两年内，选编、译校、出版了包括海德格尔、萨特、波普尔等著名哲学家在内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共20辑，300多万字。如此高速的工作效率及丰富成果，令住在民族宫的一些知情人，为之咋舌，由衷敬佩。而陈修斋1965年从北京返校后，却从未向人夸说过。

文革期间，陈修斋被下放到隆中种菜，以被“监督使用”的名义，住在没有窗户、书桌，屋顶漏雨，床下生草的工棚里。他抓住空闲时间，奋力完成莱布尼茨巨著《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工作。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陈修斋能坚韧不屈地埋头于哲学巨著的精译，毫无功利目的，并冒着再被批斗的风险。如果对祖国学术事业没有强烈的责任心，对神州文化慧命的前途没有坚定的科学信念，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陈修斋“独立自由”的哲学人格不仅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有鲜活表现，而且在身处顺境的情况下也有鲜活表现：如果说在其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更多的是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勇敢捍卫哲学真理神圣尊严的道义行为，是他“铁肩担道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那么，在其身处顺境的情况下，则更多的是他特立独行，荣辱不惊，唯真理是从，不随波，不跟风，丝毫不为名利所动。

萧萐父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当他片面强调哲学史研究必须重视逻辑方法，必须把握哲学的自我运动的观点时，陈修斋当即指出，概念不能自我运动，概念的逻辑发展只能依存于社会的历史发展。“他发言时柔中有刚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心中一怔，感到修斋在学术上严肃不苟，有分寸感，确实值得学习。”萧萐父曾回忆说。

文革后，我国哲学界有一部分人在批判极左思潮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片面鼓吹历史唯心主义。一次，萧萐父同陈修斋谈到这个问题时，陈修斋义正词严地批评了这种理论倾向。他说：“我的一贯观点只是主张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如对唯物主义、二元论哲学等一样，都应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并不同于现在某些专为唯心主义翻案或夸大唯心主义作用的过激观点。”听到陈修斋这样一番话后，萧萐父又一次心中一怔，感到择善笃行，不随风倒，这才是修斋的真正品格。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起权也曾想起一件关于陈修斋十分“有趣”的事。当社会学系与哲学系还是联手的、一体化的时候。有一回，一位比较有经济头脑的系副主任要自告奋勇为系里搞创收。他在哲学系发了一张传单似的东西，标题写着“哲学系往何处去?”，大意是面对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哲学系面临生存危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哲学应当从书斋子里走出来，面向市场，联系实际。在具体措施中，包括增设诸如“市场营销”“广告学”之类的新课程。陈修斋和萧萐父看到这份告急书，十分气愤，彼此互通电话，表示即使走不动路，拄着拐杖也要到系里去评理。会上，两位老教授激动地责问道:“市场营销”“广告学”之类算哪门子哲学?这样下去，堂堂武汉大学哲学系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传统将会丢到哪里去了?系主任主动承担责任，并连连道歉，感谢两位老先生对维护学术思想传统的提醒。

“陈修斋先生在治学上，不仅具有高尚的学术良知和学术责任，而且严谨、求新，富有创新精神。”武汉大学教授朱传棨不仅敬佩陈修斋的学术，更敬重他的学风。朱传棨回忆，陈修斋撰写的文章引人入胜，百读不厌，每读一遍，都会感到有新的启迪。但是陈修斋总是低调而为之。他对青年教师的要求热情相助，对提出的疑难问题平等相待，总是以研讨问题的口气予以解答。和陈修斋相处久了，也能听到他对系、校有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人和事的评论，并能够对涉及人员做些思想工作。如对在评职称、申报博士导师等工作中受到不合理、不公平的教师，不仅耐心地给他们说明评审过程中的有关情况，而且劝说他们要正确对待，继续做好教学和研究工作。陈修斋宽容大度的高尚人品，是熟悉他的人所共知的。他本人虽然长期受到不公平对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对中国共产党是拥护的。因而，在他的晚年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充分体现了他的高尚品格。

陈修斋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高明的方法窍门，也不仅仅是他非凡的哲学事业和哲学成就，更为重要的还有他那与其哲学成就和哲学方法相互辉映的崇高哲学人格。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不忘初心，坚定立场，他的一生既是他探索真理、阐释真理、坚持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一生，也是他特立独行、不断追求精神自由和践履精神自由的一生。（特别感谢《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集》主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段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