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至1978年间，武汉大学哲学系迁至襄阳隆中，当时的工宣队中有位师傅曾好奇地询问陈修斋，问他究竟有什么本事。陈修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的本事就这一条：如果开设一门课程，你让我讲两年，我能够讲；你让我讲一个学期，我能够讲；即使你让我讲一个星期，我也能够讲。”

在陈修斋看来，上好一门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项基本的功夫就是对所讲授的内容既能融会贯通又能深入浅出。他经常提到的一个反面教材是他在重庆政治学校第一学期给他们上“哲学概论”课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声称哲学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也是一门“讲得通”的学问。但听了大半学期后，许多同学却得出哲学原来不是“讲得通”的学问，而是“讲不通”的学问。同时，陈修斋又认为，讲课要“浅出”就必须“深入”，就必须对所讲内容有深层次的理解，就必须融会贯通。为此，他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教学基础上搞科研，在科研基础上搞教学。只有在科研基础上搞教学，讲起课来才能做到深入浅出，收放自如。

“你要我讲一年，我就能拿出讲一年的讲法；你要我讲一星期，我就能拿出讲一星期的讲法”。陈修斋常把那些不潜心搞科研，从不更新自己讲课内容，年复一年重复陈年老话的人称作“教书匠”，教导自己的学生无论如何将来都不要做这种误人子弟的“教书匠”。他在教学中不仅注重知识灌输，更注重能力培养，在研究生教学中尤其注重外语能力培养。他经常讲，一个合格的西方哲学研究人员必须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五门外语。不然，就无法对西方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要求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树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此外，陈修斋也是一位很有世界视野、远见卓识和担当意识的学者。他要求学生努力做到“读书不唯稻粱谋”，尽力瞄准我国和世界学科的弱项和前沿。长期以来，中世纪哲学不仅一直是我国西方哲学史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且也是国际西方哲学史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1982年，陈修斋就派遣他的硕士研究生赵敦华赴卢汶大学研究中世纪哲学。他还极力鼓励并组织其他研究生开展中世纪哲学翻译和研究，并经常教导他们说：“中世纪哲学现在就是一块荒地，只要你拿锄头挖个坑，丢进一粒种子，秋季就有收成。”现在，陈修斋的愿景开始变成现实。他的学生不负重托，不仅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中世纪哲学研究》等20多部中世纪哲学学术专著，而且还翻译出版了《中世纪哲学》（两卷本）、《神学大全》第1集（五册）和《反异教大全》（五册）等10多本中世纪哲学译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我国中世纪哲学翻译和研究的局面，对国际中世纪哲学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他的身体从小就不好。”陈修斋的妻子徐铣曾回忆，陈修斋17岁上中学时，曾因风湿性心脏病而休学过一年，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时，也曾因肺结核病在家休养过一段时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得了肝炎，为此还到学校的医院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生活规律一点，营养注意一点，平时稍微多关心一点冷热，身体肯定就会好得多。”可惜很多年以来，这点并不过分的要求，陈修斋却始终没能做到。由于他的研究工作常常被打断，为此他对能够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就分外珍惜。在翻译、写作和写讲稿的时候，陈修斋常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但他从不抱怨。陈修斋常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在精神上，他始终保持一种健康的乐观态度。

改革开放后，武汉大学哲学史的课程重新开设，陈修斋回到阔别多年的课堂。然而，随着年龄增大，他的精力大不如前，上课对于他来说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要第二天有课，陈修斋头一天一定很早就休息，如果是下午的课，他一定早早吃了午饭安静地歇息一下。养精蓄锐，为的是在课堂上能够精力充沛。每次上完课回家，陈修斋都显得筋疲力尽，有时会躺在床上，几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徐铣知道，丈夫是太累了。陈修斋这么累，一方面是由于身体不好，同时也是由于上课时太认真，精力过分集中。“他备课十分认真，整日不停地伏案工作，翻阅资料或书写提纲，有时激动地在狭窄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思考着什么问题。”在徐铣看来，丈夫上课、备课是大可不必那么紧张，而应该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因为即使在隆中的时候，他也没有荒疏业务，翻译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巨著，整理过去的西方哲学史讲稿。

或许正是源于对哲学事业的极大热情，激发着陈修斋对哲学教育事业的孜孜不倦。

现任山东大学教授傅有德，每每想到陈修斋为其学术专著写的序言就禁不住热泪盈眶。1990年，傅有德完成第一部学术专著《巴克菜哲学研究》。与许多年轻学子一样，当时的他也希望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为自己的书写个序言。陈修斋是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著名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研究专家，傅有德很自然地想到了陈修斋。傅有德写信给陈修斋，表达了请他写序的愿望，并随信寄去书的“引论”部分。陈修斋很快回信，说愿意为傅有德的书写序，并让傅有德把全部书稿寄去。一个多月后，傅有德收到了陈修斋寄回的书稿以及另外单独寄来的一篇近万字的序言。2000年前后，傅有德在北京大学见到陈修斋的研究生邓晓芒。闲聊之中，邓晓芒谈及陈修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些遭遇和身体状况，傅有德这才知道当时的陈修斋已身患肺气肿，而且病得很严重。后来，傅有德又见到陈修斋的大弟子段德智。段德智也谈到了陈修斋当年抱病为傅有德的书写序的情况。当时，陈修斋连喘气都难，是在病床上阅读傅有德的书稿，趴在床上写成那篇洋洋万字的序言。傅有德听后感动不已，“这位在作序前我仅见过4次面的先生，不管自己遇到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给先生写信，他总是有信必复，尽显师长对后辈学子的关心爱护之情”。

陈修斋在心力几近衰竭、完全依靠输氧维系生命的那段时间，都不曾放弃自己的哲学思维和哲学创作活动，不仅挂虑他的论文集编排和出版，挂虑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构思和写作，而且还尽其一切可能来筹划该著作的理论框架，甚至该书第一章的某些具体写作细节。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由于大吐血，陈修斋各项生命体征指标均明显下降，但是，一旦与人讨论到他最挂虑的未完著作时，他便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总是不知疲倦畅谈自己的思想。

1993年8月23日凌晨，陈修斋在湖北地质职工医院与世长辞。噩耗传来，珞珈呜咽，东湖泪涌。当年，在追悼会上，陈修斋灵堂两侧曾悬挂一副挽联，其上联为：“慧命续千秋投身现代文化潮流披沙拣金融合中西精译莱翁传绝学”；下联为：“师心昭一代深体民族哲思神髓自强不息双修德业胸悬北斗育新人”，可以说这对陈修斋一生是相当贴切的写照。（特别感谢《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集》主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段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