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渥街道道士岙村百年古建筑“慎余堂”，只见雕刻精美的飞禽、走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一只只“牛腿”引人注目，独具一格的建筑气势，美轮美奂的雕梁画栋，让人印象深刻。在堂屋的大房处，设有法学家黄道事迹陈列室。此陈列室由乡贤黄成就带头发起、策划与具体实施，展陈着该村先贤黄道的生平事迹。

为何要在古建中建陈列室？黄道是谁？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5月中上旬，多篇关于该古建“清廉地名故事”的报道在省市县等媒体平台刊发、转载，引起黄成就的关注。他认为，古建筑作为道士岙村文化载体被广泛宣传，这是一个文化兴村的良好契机，他想通过深入挖掘村庄文化资源，以陈列室展陈先贤、名人的方式让乡村文化更加丰韵。黄道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是道士岙村首位共产党员。他有长期的司法、教学和科研工作实践，长年笔耕不辍，著述硕果累累，不仅学术价值高，而且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和广泛影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首倡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法制建设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慎余堂”是黄道的出生地和度过童年、少年的地方，在此建立黄道事迹陈列室，“匹配度”极高且意义非凡。日前，记者走进陈列室，感受先贤风范，走进不一般的人生······

1924年，黄道出生，作为元朝“一代文星”黄溍的第三十世裔孙，世代传承的“忠孝仁义、勤俭良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成长。

黄道自幼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是当时村中年轻一代的佼佼者。1946年9月，他考入福建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由此结缘中国共产党并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厦门大学在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陈嘉庚的牵头下建校，红色基因与生俱来。建校伊始，校园里便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福建省之先河。厦门大学被誉为“八闽大地的革命摇篮”，在历次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全省前列。

黄道入学厦门大学后，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积极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敢投身革命，参加党领导的一系列斗争活动。国民党掀起全面内战之后，1947年5月，国统区的学生界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厦大师生积极响应，举行罢课、罢教、罢工，与反动统治进行斗争；1948年5月，厦大学生会联络并率领厦门各中学学生，冲破禁令，举行联合大游行，参加游行者近3000人。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使厦大赢得“东南民主堡垒”美誉。

1948年，黄道所在的厦大法律系由中共地下党员发起组织厦大新法学研究会，团结进步学生，开展学生运动，组织学习进步书刊，探索马克思主义法学。黄道思想先进、成绩优异，是新法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他深知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和内战的行径是致使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与广大爱国民众追求和平意愿相违背的。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他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进步学生的领导人之一。课余时间，他经常带领进步学生翻过南普陀山去植物园小亭子里学习油印本马列文选和革命书报。

厦门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把它作为重要据点，镇压革命的血腥味弥漫全岛。1949年8月30日深夜，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毛森带领大批军、警、宪、特包围厦大校园，先后有15名师生员工被捕，其中共产党员9人。黄道也被列入国民党要抓捕的学生领袖名单，所幸事先得知情报，连夜转移至游击队安全地区。1949年10月17日，厦门胜利解放。10月20日，厦门军管会代表进驻校园，厦门大学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黄道成为军管会司法组成员，参与接管厦门市国民党司法机构，筹建厦门市人民法院。1950年，厦门市人民法院成立，他先后被任命为厦门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刑事科副科长、刑事庭庭长等职。

1953年10月，黄道被选派到华东政法学院参加干部培训班。期间，他勤奋好学，表现突出，为培训班和学院领导赏识。结业之后，被留在华东政法学院任教。

在大学里，黄道积极组织开展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精心扶持中青年教师成长，积极为学校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出色地发挥了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1956年，中央把《刑事诉讼法》草案下发到各司法部门和高等院校征求意见。黄道结合在厦门法院工作中参与刑事审判的实践经验，认为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是非常有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当时我国司法界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看法一直存有争论。受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鼓舞，刚30岁出头的黄道撰写了《略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文，在1957年《法学》杂志第二期刊发，勇敢地肯定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学术价值，并倡导其司法实践应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阐述“无罪推定原则”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然而，几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无罪推定原则”被当时中央政法小组一些领导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在全国发起一场批判运动。华东政法学院也奉命召开了一系列批斗大会。正当学院某些领导准备把黄道定为右派时，恰好时任中宣部部长、国家文教委副主任陆定一到上海视察，在工作汇报会上，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雷经天将黄道的事情向陆定一报告，并请示“无罪推定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陆定一明确答复，这是学术问题，并鼓励文章作者要继续大胆地进行学术研究。陆定一的指示及时制止对黄道的批斗。虽然黄道没有被公开定为右派，但却仍有人在他的档案里塞进“内定中右，控制使用”的材料，把他打入“另册”。“文革”期间，黄道因宣扬过“无罪推定原则”，又被作为“漏网右派”进行批斗。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人深切地认识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宝贵价值。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12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第162条第（三）项中还相应规定了“疑罪从无”原则。

“无罪推定”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极大地保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历经40年风雨，“无罪推定原则”终获应有的法律地位，证明黄道观点的正确性与生命力，并且还了他的清白。由此可见，黄道对法律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对“法理”的思考具有深刻性。

黄道毕生奋斗在新中国的司法战线，他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探索，在司法实践、学术研究、法学教学等多个方面有建树，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与他一生正直无私、廉洁奉公、诚以待人等高尚品质是密不可分的。

黄道的高风亮节为人称道，亲友同事有口皆碑，尤其是他坚持原则，不擅用职权为孩子“开后门”。黄道的大儿子黄潮中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去江苏海丰国营农场。几年后，根据政策下乡子女可以回城顶替父母“接班”参加工作。黄潮中也想回上海，就对父亲说：“现在有些父母为子女回城送礼走关系。”黄道断然拒绝并严肃地批评道：“你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你也顶替不了，就断了这个念头吧！想回上海只有靠自己努力考上大学。”听了父亲的训斥，黄潮中刻苦努力，不负期望最终考上上海师范学院。二儿子黄跃中毕业后面临就业问题，黄道依旧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关系为其安排工作，黄跃中最终被分配在上海化工机械总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但他凭着个人优秀能力和突出表现当上了工段长。

黄道生活艰苦朴素，心地纯洁，工作、办事都抱着服务的心态，有福利分配总是先考虑他人。1988年下半年，他被调往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工作，学院分配给他一套一室一厅的宿舍，他却把房子让给了一位新参加工作的外省青年教师。此外，他公私分明，清正廉洁，有公车和司机，但从不公车私用。哥哥黄端全在上海浦东做工，一次黄端全因事要回磐安老家，临别想与黄道见个面，黄道就坐着公交车去见哥哥，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坐过他的公车。

黄道的两个妹妹只要说起黄道一家的照顾，总是喉咙哽咽，热泪盈眶。1973年，黄道小妹黄菊芬丈夫病故，留下4个小孩，生活困难，黄道夫妻多次送钱帮助小妹；1992年，大妹黄智萱患重病做手术，黄道将家里仅有的400元钱寄给了她。妻子胡韵琴的妹妹从小学读到大学，也都是黄道夫妻资助。黄道常常心怀大爱，乐善好施，在自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看到亲朋有困难仍不忘倾囊接济他人，自己一家却靠省吃俭用维持生活。黄道儿子结婚时，还向外甥女施淑仙借钱。

在别人眼中，黄道有名气有地位，但他始终秉承“埋头做事，低调做人”的原则，还曾写信告诉兄弟姐妹，不要宣扬他的事情。所以，道士岙村的乡里乡亲只知道他在上海教书，不知道他是个厅级干部，更不知道他是法学界名人。1999年1月，黄道病逝，享年75岁。遵照他丧事从简的遗愿，道士岙村各家亲戚只派了3个代表前往上海参加葬礼。

“他对党忠诚，勤奋工作，治学严谨，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为人坦荡，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关心青年，生活朴素，清正廉洁，是我们党的一名优秀党员，是我们法学教育、科研系统的一名优秀干部、优秀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大学法学院发布的追悼词，可以说是黄道一生相当贴切的写照。